四、以守为攻的受降城体系
张仁愿到达朔方时，突厥已带着战利品，心满意足而去。
他一改穷寇莫追的惯性思维，逼着各部唐军向北追击，跨黄河入北岸，打了突厥措手不及，夺回大部分牧马和物资。
通过这次跨河追击，张仁愿发现内蒙河套段的黄河流速甚缓，根本不足以成为朔方防御的屏障。
他上奏朝廷，建议增加朔方的防御纵深，将触角伸过黄河，在北岸修建防御支撑点。
奏疏送至京城后，同为抗边名将的唐休璟表示反对，认为“两汉已来，皆北守黄河，今于寇境筑城，恐劳人费功，终为贼虏所有”。
但张仁愿并未给老前辈面子，反复上奏申明积极防御的意义。
此时，默啜可汗在朔方踢了铁板，开始将战略重心西移，准备联合西突厥势力，进攻唐朝在西域的盟友突骑施。
张仁愿认为此乃千载难逢的机会，执意请求乘后突厥空虚，加强北疆防务，终于得到朝廷的同意。
为保证筑城顺利，他又请求将服役期满的老兵暂时留下，以加快进度。
这时朔方军中，出现了畏惧突厥军队，集体逃亡的事件。张仁愿铁腕治军，将二百余名逃亡的咸阳籍士兵，全部斩于城下。
在血淋淋的惩戒面前“军中股栗，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俱就”。
随后，张仁愿又向北拓地三百多里，在牛头朝那山（内蒙古固阳东）北设置烽火台一千八百所，以吐蕃降将论弓仁（吐蕃军神论钦陵之子）为朔方军前方递弈使负责巡游警备，构建了一套稳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在修筑受降城时，张仁愿没有设置壅门、曲敌、战格等守备设施。
曾有人表示异议道“边城没有防守设备，行吗？”
张仁愿答曰“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如果敌人打到这里，当全力出战抗击，敢回头望城的人都该斩杀，何必设置守备，养成退守的习惯？”
《旧唐书·张仁愿传》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门及却敌、战格之具。或问曰“此边城御贼之所，不为守备，何也？”仁愿曰“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也？”
这番问答，充分反映了张仁愿以守为攻的战略思想，并不寄希望于困守坚城，而是要以城防为链，锁住突厥这匹野马。
五、受降城体系与后突厥之衰
张仁愿用两月建成的三座受降城中，西受降城（内蒙巴彦淖尔市）坐落于狼山山口南，黄河渡口北，与灵州遥相呼应，为控扼南北交通的要冲。
中受降城（内蒙古包头市）正对黄河古渡口，为朔方郡的北大门。此处原有的拂云堆神祠是默啜可汗南下入寇前，必先祭祀求福之所。
东受降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隔河与胜州、榆林相对。
三座受降城从西到东，相去各4百余里，保护黄河北岸的后套平原、包头平原和呼和浩特平原，成功的锁住了黄河河曲地区。
因此，三受降城防御体系建成后，后突厥汗国已无“南牙”（南庭）根据地可言，无力回旋于漠南的默啜可汗，不得不返回更荒凉的漠北。
后突厥汗国作为一个纯游牧政权，有三条无可逃避的天然劣势
其一、缺乏生产能力，国家经济极度依赖掠夺收益；
其二、经济的极度单一性，导致国家抗灾能力极差；
其三、游牧的生活方式，导致天然具有不团结基因。
此前，后突厥骑兵对唐朝北疆州郡的劫掠，使大批汉人奴隶、金帛、米粟、马匹流入，增强了后突厥的经济实力，使进入了辉煌的历史时刻。
但张仁愿攻击型防御体系的建立，使突厥铁骑南下劫掠之路受阻，国家财富无以增加，很快就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