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大明律法，知情不举等同同犯，那么有能力制止凶手作案却毫无作为，这不是比同案犯还要严重吗？
“你不要想太多，这种杀人魔王多着呢，江西李福禄杀人如麻，杀的人能堆成一座山，现在也没能抓到。韩子平跟他相比什么都不算。”练达宁劝慰道。
这倒是的确，江湖上有许多杀人比韩子平更多的人，那些土匪山贼手上的血案更多，可是况且并没亲眼见过那些场面，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就是韩子平犯下的血案。
其实不用说李福禄，就是李福禄的结拜兄弟李家兄弟还有洛城双骄，都是杀人如麻的主儿，每个人手上的命案可能都比韩子平多，况且跟他们却还都有交情，李家兄弟更是救过左羚和萧妮儿的命。
然而知道归知道，况且却不恨他们，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们犯下了什么命案，欠下了哪些血债。这种事情眼见为实，没看到的就当不存在了。
一路上车马成行，这次不仅仅按察使衙门和应天府出动，中山王府也出动了，魏国公带着小王爷在大批护卫的保护下走在最前面，他们是接到消息最早的，不是六合县报上来的，而是中山王府安排在那里的暗探发现后马上传报的。
南京刑部、大理寺知道消息后，也派出干员前去踏勘现场，都察院也不甘寂寞，派出一个都御史前往，名为监督官员们办案。
明朝时，虽说朝廷内外以内阁为尊，六部以吏部为尊，都察院的权利还是最高管辖也最广泛，他们拥有最高监督权和执法权，可以监察百官，任何人都不例外。
御史的监督权在文官体系里主要是以巡抚、巡按、经略等各种临时官职执行，另外就是每年的刷卷、贴黄、钱粮稽核、官员政绩考核各方面的监督，几乎所有的大事都必须有都察院派出的御史监督，以保证公正无私。
都察院更重要的任务是在监督军队，御史监军是明朝一大特色，虽说有的皇帝宠信宦官，以宦官监军，却往往遭人诟病，而且受到文武大臣的集体反抗，御史监军却是贯彻明朝始终的制度。
这一点在后世也备受争议，对此大加诟病者认为御史监军极大地妨碍了军队将领自由指挥军队的权利，将明朝没有产生岳飞这样的名将也归咎于此。
其实文官指挥监督武官，这正是人类文明的一大特征，后世号称最民主、最自由，制度领先其他国家一百年的国家也是坚决实行文官领导武官制，决不允许武官跋扈，擅自行事。
中国在这方面是有惨痛的教训的，唐朝的藩镇割据、五代的军阀征战，几乎毁掉了中华文明，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礼义扫地尽矣”。
所以从宋朝开始，对武官的权限从各个方面严加控制，决不允许出现盲区，即便如此，南宋初年，高宗南渡，武将们动辄造反，有一次甚至攻入高宗临时住的衙署，把高宗吓坏了，留下了终身遗憾。高宗后来对武将们处处提防是必然的，并非完全是猜忌。
岳武穆的风波亭惨案其实根源就始自于此，以当时岳飞枢密院副使、太子少保的地位，绝不是宰相秦桧想杀就能杀的，枢密院可是和宰相的中书省平级的最高机构，岳飞的职位和副宰相平级。
所以一味地把明朝军队的失败归咎于御史监军是不客观的，监军御史可能犯有错误，但武将们犯下的错误更多。南明时的左良玉倒是没有御史掣肘，却成了十足的跋扈将军，威胁朝廷，动辄就要“兵谏”，最后他一死，他儿子就带着五十多万精兵投降了满清。耗尽江南民脂民膏养练成的最大的一支军队，就如装在盘子里的礼物送给了北方的征服者。
在大雨中，车队迤逦而行，经过一个时辰才来到那个村子里。
村民们都躲在屋子里不敢露面，不是怕这些官老爷们，而是怕极了那个凶手，他们现在都知道了，这两个案子都不是恶鬼索命，而是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