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学者们估算，整个川西地区的诸羌人口，约在五六十万的量级。
贞观二年（628年），唐庭曾设25个羁摩州管理。三年后，羁縻州数量增至32个，内附人口达到了三四十万之巨。
但贞观十二年（638年）八至九月爆发的松州之战，让川西诸羌获得了另一个选择。
在同宗同源的感召下，诸羌大量倒向吐蕃，成了进攻川西的前锋和后援。（“为吐蕃所臣，籍其兵为前驱”）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以吐蕃入寇，废十二州，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又废蚕、黎二州。肃宗时，西戎、西沧、乐容、归德等州皆内徙，余皆没于吐蕃”。
川西诸羌的向背之心，才是松州之战最大的影响。
否则，一场战损不过千数人的边境摩擦，又何能让两个大国熄兵偃战？
不过，和南诏情况非常类似。几十年后，川西诸羌也受不了，开始组团倒向唐朝，“内附……凡二十万人口”。
《旧唐书·韦皋传》“皋又招抚西山羌女、诃陵、白狗、逋租、弱水、南王等八国酋长，入贡阙廷。”
正是凭借川西诸羌和南诏的协助，唐军在德宗晚期（贞元十七年，794年），打出了一系列漂亮的反击战，重创了吐蕃的川西部队。
逼得吐蕃赞普赤德松赞，在康、嘉戎和山南等地实行了“大料集”，每三户出一军卒，充实军队。（详见拙作《帝国嗜血——唐蕃转折之战》）
川西战局的逆转，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唐蕃最后一次会盟（长庆会盟），为两国人民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吐蕃年年寻川西之路西来，压的剑南喘不过气。唐朝对此颇为不忿，曾两次准备溯江而上，给吐蕃来个黑虎掏心。
第一次是在武则天主政期间，侍御史王求礼给她出了一个馊主意，“征发梁（今陕西汉中）、凤（今陕西凤县）、巴（今四川巴中）州民众，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开山通道，出击西羌，讨伐吐蕃。”
这个唐版318的计划一经提出，朝野震动，蜀地陈子昂上书力陈不可，“雅州诸羌从未叛唐，现在无罪而伐，是逼其反叛，投靠吐蕃。且吐蕃屡次攻伐蜀地，均未有突破，皆赖蜀地山高地险，今国家乃开其险，役其人，险开则便寇，人役则伤其财。若吐蕃趁机以诸羌为内应，则蜀地天险自破，蜀地必失。再者得西羌而不足已富天下，为此战却靡费甚多，届时国将因黩武而亡。”
第二次是在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李德裕刚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结果当年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主动要求献城降唐。
数十年来，久攻不克的维州居然唾手而得，对李德裕可谓是惊天之喜。拿下维州后，他向朝廷上奏，从维州城“东北繇索丛岭而下二百里，地无险，走长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
为实现这个战略计划，他提出派羌兵三千人，烧毁吐蕃的十三桥，直捣吐蕃腹心，给吐蕃以致命的一击。
这时候，李德裕的死对头牛僧孺，站出来反对。
他主要说了两点意见，吐蕃疆域扶摇万里，丢了一个维州也动摇不了根本。（“吐蕃之境，四维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
另外，两国间已有盟约，相约罢兵休战，应守信为上。（“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
文宗皇帝听从了牛僧孺的意见，依照“长庆会盟”的协议内容，将维州归还了吐蕃，并遣返降将。倒霉的悉怛谋等人，在边境上被全部诛杀。（详见拙作《帝国嗜血——牛李党争与维州之惑》）
唐蕃自松州之战（638年）始，到维州之惑（830年）止，围绕川西之路勾心斗角了192年，足见其重要意义。
川西之路上，两国数十场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