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说了三点
第一，吐蕃疆域扶摇万里，丢了一个维州也动摇不了根本；
第二、如果吐蕃火了进攻河陇三天就打到咸阳了，要维州还有什么用？
第三，咱是天朝上邦，说话得讲诚信，不像老百姓，可以说话不算数。
公允的说，牛僧孺不完全是因为党争，为反对而反对，有些地方说的不无道理。
李德裕从川西攻入吐蕃牙帐的计划，确实有点不靠谱，如果当时唐朝有实力修一条“唐版川藏公路”，那别说吐蕃，统治全世界都不在话下。
但说到吐蕃有能力三天打到咸阳显然是危言耸听了，吐蕃边将接二连三的跑归来投诚，足以说明吐蕃国内已经乱套了。
如果这时吐蕃还能打进关中，那肃宗、德宗时期早就灭了唐朝了，您和皇帝老哥俩，没准现在正浮舟海上寻找新大陆呢！
最后一点，信誉确实是种约束，古代人确实比较看重这一点，更何况中原王朝历来都有“天下之主”的概念，总觉得有义务为天下表率，要给四夷“打个样”！
最终，文宗皇帝下旨依照“长庆会盟”的协议，将维州归还了吐蕃，并将投降唐朝的维州副使悉怛谋遣返吐蕃。
倒霉的悉怛谋等人，被押送至吐蕃边境交还吐蕃后，就在边境上被吐蕃将领全部诛杀。
泼天功劳得而复失，李德裕当然不愿意了，“好你个老小子，坏我这等好事，你给我等着！”
这次维州易手事件，唐朝没有能够得到觊觎已久川西要隘，可为恨事。唐朝对此事的处理，后世史学家的评价纷纭。
司马光曾有一段议论“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
从这段评价可以看出，“耻言利”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主要思想。这些士大夫多在朝中为官，这种“耻言利”的思想，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中国古代国家运行的规则。
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外交事件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甚至直到现在，依旧隐隐的影响着国家的运行。
唐朝对于维州事件的处理，还必须将其放在唐蕃两国的大环境中考量。
这时唐蕃两国都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就像是两个在泥潭中搏斗了一生了壮汉，此时已是捶捶老迈，剩下的只是在喘息中支撑着不倒下，或者说是撑着不先倒下。
如果谁先倒下，等待他的必然是四周窥视已久的群狼分而食之。所以必然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贞观、天宝年间，或者哪怕是发生在武后垂拱年间，以唐朝当时勃勃之势，以这几位帝王强横的性格来说，管他什么协议不协议的，要打便打，要战便战，吃到嘴里的肥肉，先咽下去再说，哪有吐出来的道理？
不论后世如何评价维州事件，这件事情的和平解决，维持了唐蕃两国友好的态势。其后二十多年，吐蕃与唐朝间使臣往来不绝于野，边境上狼烟不起，双方都遵循着“长庆会盟”所定的协约，两国间保持了难得的宁静。
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也就是维州之议后十八年。牛党成员杜悰被派到四川为官，这小子就是个吃货，没什么能力（“悰无他才，常延接寒李，甘食窃位已”），但架不住人家命好。
就在他任上，严武、韦皋、李德裕死气白咧弄不回来的维州，又自己溜达回来了。
这时候，吐蕃王朝已经崩盘了（842年，武宗会昌二年），自己国内打的乱七八糟，边疆的事儿根本没人管。
维州守将再次献城归降，这回就没有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