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朱由校的话是这么说，但是意思很明显了，那就是朕还不知道天下人是怎么看的？
这个是没法说。那么身为臣子，你该怎么办？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让陛下知道天下人怎么看。
至于这个天下人是谁，那自然不会是东林党的那些人，而是魏忠贤招来的人。魏忠贤找来的人会怎么说，那这个就没什么悬念了，基本上是让他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
看着魏忠贤离开的背影，朱由校重新坐到了轮椅上，伸出手轻轻的敲打着扶手，他脸上的表情很平淡。
事实上朱由校的心里面已经打定了主意，那就是要对东林党下手了，他要开始收拾人了。
原本朱由校是想看看东林党是不是有堪用的人，比如杨涟，毕竟是历史上的东林六君子之一。结果却发现杨涟完全不堪用。
这个杨涟面对魏忠贤，那自然是喊打喊杀的，卫护自己的道可以献出生命。
可是在其他方面，显得乏善可陈，毫无办法。构陷熊廷弼的案子，这么长时间了，居然到现在还没审问明白，仅仅是一个翻供就束手无策了。
珍惜名声，不动刑，又没有其他的办法查清真相，同时对自己的人习惯妥协，门户之见强烈，这样的杨涟自然是没法用的。
在东林党里面，杨涟不能用，那谁能用？朱由校已经没心情也没有想法去一一甄别了。
既然如此，那索性就将他们给打倒。
当然了，这个打倒不光是肉体上的消灭，同时也是思想上的消灭，大明需要新的思想。
“看来只能在昏君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啊！”朱由校很无奈的叹了一口气，身子向后仰了仰。
明末的思想争论，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被称为明末新思潮。
这种新思潮和明朝中晚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文化思潮变化有密切关系。
从心学突破理学的思想桎梏开始，明代的士大夫，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士大夫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农耕经济，而是一种大地主、破产农民的奴隶主、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保护伞集合。
他们的政治诉求必然带有去监管、弱行政化的特点，但是由于明朝本身制度决定了中古时期的商品经济形式受限，所以这些士大夫所有的财富又被限制于土地，国家财政缺口越大越加税，税全部被转嫁到普通农民头上，一条鞭法执行的越到位，越可能加剧农民破产。
在这样迫切的时候，必然需要新的思想出现，讲学之风盛行，东林党也就应运而生了。
政治上他们倡导清廉吏治、唯才是举，破格提拔人才。至于谁才是人才？那当然是他们的人。
在赋税上，他们倡导不与民争利，少收税，要收税也只能从自耕农身上收税。自耕农的税越重，他们破产的就越快，他们破产的越快，东林党的这些人带的地主官僚就越强大。
到时候就是烽烟四起，天下板荡，然后大家一起完蛋。
可是即便知道是这样，这些党人也管不住自己的手。钱放在眼前，你会不赚？纳税的钱能省下，你会不省？
别说这个时代，后世的人也没这个觉悟。
想要收拾这些地主士绅，靠的只能是严苛峻法，是强权。你不交，那我就是收缴。
这些人怕的就是这个，所以他们攫取国家的权力，将军队置于自己的监管之下，给皇权套上牢笼，将阉党斥为异端，将勋贵打成废物！
当一切都完成，似乎就是可以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
天下板荡，江山倾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压下的异族统治，大家老老实实的学磕头才是正道理。
朱由校脑海之中想着这些，忽然就笑了，而且笑的很大声，笑得自己都咳嗽了起来。
笑声之中，既是嘲讽，也是悲凉。